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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的对联

2019-04-01 10:13
来源:江阴日报 作者:曹 鹏字号T|T转发打印

董其昌对联

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场景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

董其昌题疑坊匾额

松江醉白池凝坊

董其昌遗址示意图

董其昌对联雪窗快展时晴帖山馆闲临欲雨图

董其昌临米芾书

董其昌书岳阳楼记



董其昌的对联很罕见。在传世对联墨迹中,标明年份最早的是明代晚期大致万历崇祯年间的作品,如程邃、周亮工等人,不过,真正靠谱的经得住鉴定的明代对联墨迹可能寥寥无几,严格说来,大概很多收藏界认为的明代对联,应当算是明代款的对联。明代书法至董其昌达到一个高峰,清朝皇帝推崇董字,按理必然会收藏董其昌的对联,可是,事实上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并没有几件董其昌对联,至少就我所见情况是如此。皇家收藏如此,民间收藏就更不用提了。

上海博物院举办“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在展厅布置的“画禅室”,壁上挂的是一副署名董其昌的楷书对联:“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我没查考,不知这幅墨迹是哪家机构的藏品,字是典型的董其昌颜体楷书,不过作为对联来说,这两行字摘自《阴符经》,并不对仗,以董其昌的学问与文字造诣,是否会摘录常见书的成句书写成对联?由于缺少相关资料,无从判断。可以肯定的是,到了清代对联盛行之后,同等级别的文人是不会这样写对联的。策展方选择挂上这副对联,可能主要意图是彰显董其昌书画艺术成就以及画禅室的精神追求吧,其实在董其昌在世时,其画室或书房是决不可能挂出这样一副对联的,因为语气太大、调子太高,既不符合其高官显宦的身份,也不符合其文人雅人的气质。

楹联专家金实秋先生在退休前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主编有《五百年传世书斋联》,编着有《书中岁月长古今书斋联大观》等楹联学专着,我就上海博物院的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上这副五言联向他请教,他回复说,没有专门搜集过董其昌的对联墨迹作品资料,曾在书上看到过一些,数量很少,说不定还是赝品。上海博物院这副联,也有可能是后人搞的对联之形式摘句,因其违背了对联的基本格律。

金先生的这一判断,与我不谋而合。蒙他厚爱曾寄赠我他编着的图书,我从书架上检出《五百年传世书斋联》查阅,果然里面没有收集董其昌的对联墨迹。这本书所收明代书法家的墨迹只有陈献章、海瑞、杨继盛、张瑞图、左光斗、倪元璐这几位,此外还有孙承泽、王时敏、王鉴、陈洪绶、傅山、李渔诸家,虽然生长在明代,可是在明朝灭亡后还活了很多年,一般都被认为是清代人。金实秋先生在书名里强调“五百年”,从现在往前推大约就是明代中后期正德、嘉靖年间。

董其昌生于1555年,死于1636年,恰巧处在上文所谓“五百年”的上限区间,理论上讲董其昌在世时有可能书写过对联。

看过上海博物馆的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次日我专程到董其昌家乡上海市松江区寻访。在松江博物馆里也布置陈设了一个“画禅室”,不过,没有悬挂对联。这说明在董其昌故乡的博物院也没有董其昌的对联书法墨迹,倘若馆里有对联原作藏品,没理由不展示出来。

松江的醉白池是上海最古老的园林名胜,这里也是董其昌当年诗酒留连雅集作画吟诗的去处,园子的核心景区醉白池畔有一处疑舫,是明代遗存建筑,房屋结构仿制船屋,是董其昌与亲友休息赏景的所在,匾额是董其昌亲笔题写。现在看,房屋内外都翻新了,室内没有挂对联的地方。与疑舫游廊相连的四面厅也是明代建筑,原名柱颊山房,展牌说明上介绍,是董其昌的画室,从室内四面是窗、两面开门的结构看,显然也无法挂对联。展牌上说董其昌在这里书有对联“临世濯足希古振缨”。晋夏侯湛《东方朔画赞》的句子:“退不终否,进亦避荣。临世濯足,希古振缨。”晋夏侯湛《东方朔画赞》是《文选》里的文章,董其昌在《贺侍御达泉张公八十序》一文里引用过《东方朔画赞》成段文字;又,颜真卿有楷书《东方朔画赞碑》,董其昌推崇颜真卿,不断临写颜真卿的作品。因此,对这八字无疑是熟悉的,摘句写成对联,可谓信手拈来,略不费难,不过,话说回来,这在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董其昌来说,似乎并不相称。很可能这个说法也是后人的附会。

醉白池院里2018年建了一座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我进去参观,同样是董其昌书画展,在上海就是人山人海,在松江却是门可罗雀,可见还是看热闹的人多。展品主要是上海博物馆的董其昌册页与扇面藏品,也有松江博物馆所藏董其昌画,在原作之外,展厅陈列了大量董其昌书法与绘画的复制品。在展览结束的位置,赫然是一幅董其昌书写的对联复制品:“苍松翠柏窥颜色秋水春山见性情”,尺寸大约相当于四尺长,字大如斗,是典型的董字行书风格,这副对联的词句据说是董姓宗祠通用的名联,原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董其昌是诗人,生前即编选出版诗文集《容台集》,其中收录了大量的五律、七律,也就是说,撰写联句在董其昌是家常便饭。从文学风格角度看,这副对联倒是与其诗歌的情调相一致的。

对联是大字书法,明代以前的书法作品中大字不多,绢本纸本的大字作品更是少而又少,所以明代以前的对联书法原作罕见。值得注意的是,董其昌留下了不少大字作品,此次上海博物馆展品里有董其昌《临颜真卿裴将军诗》《行书天马赋》《行书岳阳楼记》皆是有定论的真迹,每件都是大字,这说明董其昌习惯于写大字,擅长写大字,也有条件写大字,应当会创作对联的。以明代时的物质条件,不是哪位书法家都能放开写大字的,也许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明代以前对联墨迹极少的原因。以董其昌为例,落款为董其昌的对联墨迹就不多,反倒是落款为董其昌的木质楹联更常见,如黟县的“雪窗快展时晴帖山馆闲临欲雨图”,联语与书体也符合董其昌的风格。不过,木质对联如果不是流传有序,就很难确定其出处,很难鉴别是否仿制或集字。

讲到楹联史,都知道五代后蜀末代皇帝孟昶所撰“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有记载的最早的春联。有专家考证说敦煌遗书里有史料证明更早些时候就已经有春联。到了明太祖皇帝朱元璋对春联情有独钟,颁布圣旨让家家户户要贴春联,并且微服私访检查落实情况,乐在其中,还亲自撰写了多副名联,如赏给屠户的“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就是一例。从孟昶到朱元璋,这段时期对联还是贴在门外,起的是替代桃符的作用。张贴在户外大门上的春联,任其风吹雨打日晒,当然也就无法长期保存,春联成了一次性的易消品,这就决定了明代以前的对联墨迹即使有过也难以传世,因为春联先天就不是为了收藏而创作的。

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都热衷于对联创作,宫廷与皇家苑囿的楼台亭馆几乎都挂满了御制楹联,这些楹联不再局限于年节应景性质的春联,而成为长设装饰,虽然创作时是以笔蘸墨在纸绢上书写,但是也会翻制成木刻楹联甚至是漆雕楹联、石刻楹联便于室外悬挂,与此同时,室内也成为对联重要展示场所,客厅、书房几乎到了没有对联就不成体统的地步。对联的装裱、装镜框材质形式多样,讲究极多,这样对联的收藏保存就很便利。因此,从清代开始,中国的对联才真正普及繁荣起来。

反观董其昌的对联,据我臆测,他在世时可能还处在年节写春联的阶段,没有时兴大量书写创作性质或应酬性质的对联,否则以董其昌的大名,对联数量肯定很可观,世人皆知其珍贵,他的对联不可能传世这么少。进一步说,各家博物馆收藏的董其昌对联,绝大多数恐怕难以避免是后人伪托赝品的嫌疑。希望专家们能就此进行深入研究。

作为证据,董其昌一生写过大量的书法题跋以及书法论评,谈论书法史论与书法作品不厌其烦,后人可以据此梳理出一份长长的董其昌看过、临过的古今书法家名作清单,可是未见他一字言及对联,既没见他笔下出现过鉴赏前人或同时代人的对联的记录,更没有自己书写对联的记录。这不大会是疏漏。

董其昌在中国画、中国书法上都是里程碑性质的人物,他在世时创作过对联与否,对中国对联史而言是个有意义的课题。我的拙见是,大致在董其昌之后,对联才真正成为书法艺术的重要体裁。换句话说,如果编撰中国对联书法史,很可能得从清代开始写起。沙孟海、殷荪、吴洪清等各自编选出版的几种《中国书法史图录》所收对联墨迹年代最早的也只是清初。这样算下账来,中国对联书法有原作可查证的历史也就不足五百年,而是近四百年。

2019年3月20日北京闲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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